它是迎法下乡的物质基础，是法治运行的基础条件，也是国家权力生产的重要依凭。

一是法律服务所，主要进行人民调解、代写法律文书、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农业转移人口需要稳定实现城镇化，对城镇产生认同和归属感，能够顺利转移到城镇中，其中最关键的是户籍制度、居住证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尤其是附着于户籍、居住证之上的城镇化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

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民想保留自己的土地承包权，无论是进入二、三产业还是进入城市，都可以给自己留一个后路，同时又有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例如水利问题，每个中国农户无法独立解决水利问题，水利问题属于农村经济组织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它依附于集体土地，需要村庄集体统筹和村民合作解决。[2]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2018〕1号）、《乡村振兴促进法》第3条。因此，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既具有统一性，也有一定的对立性和矛盾性。这种基层社会组织的实践融合了正式、半正式和非正式的治理资源，是其能够发挥治理作用的重要机理。

[29]《乡村振兴促进法》第48条提出，鼓励乡镇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立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村民委员会建立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人民调解工作，健全乡村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推进法治乡村建设。（3）清障型民主治理最核心的环节是清除某种特定的障碍，治理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将障碍清除。决策前提作为冗余性发挥作用，减少对信息的依赖和探索。

这意味着，中国司法长期以来，在稳定社会预期方面一直不尽如人意，而这又与中国社会当前出现的种种所谓的失范 现象有着紧密的关联。在这个观察视角下，与前案决定后案的通常观点相比，同案同判的含义也发生了微妙但具有实质性的变化。在这方面，卢曼通过引入社会系统论的组织理论对司法裁判所作的分析就非常有启发意义。但如今，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马奈、德加、塞尚、莫奈、雷诺阿等这些 19 世纪的失意者，每人都独占一个展览厅，而上述这些学院派的大师们的画只能挂在走廊上，与其他人的画挤在 一起，也没有几个人记得他们的名字。

作为决策前提，它起到简化决策的作用。这个时候，被哈特与拉兹等法律实证主义者当作道德排除在法律概念之外的内容，如道德判断、价值判断等，都可以被重新包含到法律的界限范围之内，成为法律的一部分。

如果突破权威性法律规则的界限，将许多法外因素价值判断都包含到法律的界限之内，那么，拉兹所强调的依规则裁判的含义就被模糊了。无论辅助设施多么匮乏，但只要教和学的活动存在，教学活动就不会消失。此外，禁止拒绝作出裁判原则在司法中确立，也进一步强化了判准与决策之间所存在的诠释性循环，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同案同判在司法组织中的基础性地位。依规则裁判是可以被凌驾的，因为超越法律的现象，以及通过司法裁判判定立法无效的现象广泛存在。

三、作为现代法律独立且核心要素的同案同判 如果我们跳过立场之争，用一种更加中性和客观的诠释学眼光看法律解释和适用过程中的各种创造性因素，以及通过这些创造性因素呈现出来的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可以看到，将法律的含义实质化和宽泛化，并不能真正维持司法服从立法意义的依规则裁判论。并不是说，时间作为某种客观中立的某物对当前的裁判产生一种因果关系意义的拘束力，而是说，作为不可更改的历史的前案和作为选项的预期中的未来后案，作为当前案件之裁判的条件，对当前案件的裁判形成的拘束力。因为他用来证明延续性并非权威性的副产品所列举的两个理由中，第一个理由就是规则和先例同时具有约束力。德沃金的整体性法律理论也同样支持同案同判，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证立同案同判的一个重要理论。

确实，在个案裁判中究竟是作为具体判准的某个规则优先，还是同案同判优先，并非是这场争论中最紧要之处。真正的理论创新都是在传统的边缘处思考，因此也往往与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范式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甚至冲突。

当我们谈到法律的延误，或抱怨法律过时时，我们往往想到的是法院和法律制度，而不是法律规则本身。尤其是如下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使得在智识上接受这一点显得非常困难：假设前案是错误的，那么前案对后案的拘束力就会导致荒谬的结果。

对决策而言，这就意味着， 只要是决策，总会带来新鲜的内容，总会产生新的惊讶和信息。一旦我们接受对拘束力的此种决定论的理解，在智识上就很难理解前案对后案拘束力的合理性。依规则裁判必然导致同案同判，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因此，我们就需要一种新理论，来对这幅更加真实的图景作出解释和说明。这方面，陈丹青曾经举的一个西方美术史上的例子特别具有说服力。决策就是在多种替代可能性中选择的一种可能性。

这个时候很难说依规则裁判必然导致同案同判。二、依规则裁判与同案同判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客观效果的层面来看，同案同判与依规则裁判确实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他只是用价值（values）这个模糊概念来指称二者。本文挑战了这种似是而非的认识论框架，通过区分客观时间和系统的内时间两种不同的时间观， 认为应该在系统的内时间观的框架中认识和理解同案同判的拘束力问题，从而重新定义了同案同判拘束力的性质和内涵。

决策所需要的大部分必要信息，恰恰是通过这个参照框架和决策条件形成的。对于法律系统来说，司法不可被取消，而立法可以被取消。

禁止拒绝作出裁判原理的确立导致了此种司法裁判的功能迫令。这种排除也不是绝对的，因为通过推翻先例，这种排除得以被排除。如果我们要真正地理解同案同判拘束力的性质，就必须将自己从这种依规则裁判的适用视角中解放出来。同样地，法律系统也通过结构耦合的机制对政治系统产生影响，例如，通过宪法的违宪审查机制判定某个具体的立法无效。

权威性法律观认为，由于法律规则的核心特征是内容无涉的，因此法律规则是不透明的，对法律规则的适用就是对法律规则之渊源的适用，也就是对法律规则制定者意志之内涵的解释和适用，而非对法律规则制定者之意志的正确性的评价。这场争论中最紧要之处在于，在个案裁判中，规则和同案同判是否都作为某种基础性机制发挥了构成性作用，抑或仅仅规则作为独立于内容的权威发挥了这种基础性的构成作用。

换言之，之所以需要立法，乃是为了更好地展开司法裁判工作。当我们对某项事物进行定义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根据该项事物的核心因素来思考定义问题，而不是根据边缘因素来思考定义问题。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案同判机制中的前案，往往指的是最近的前案。当拉兹用延续性的概念时，其核心含义显然就是同案同判。

而至于同案同判本身是什么，前案何以拘束后案，用拘束来描述前案与后案之间的关系是否合适，这些对于我们理解同案同判最为关键和根本的问题，就被轻轻放过，一笔勾销了。当前中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同案不同判的局面，其所带来的最大后果也许并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形式正义的问题，而是难以形成司法的自我同一性的问题。例如，阅读一部小说（A）的理由是这是一部好小说（B），而这是一部好小说（B）的理由，是这部小说精彩和深刻（C），那么，这是一部精彩与深刻的小说（C），就是阅读该小说的理由（A）。对同案同判的这种理解也显示出了与德沃金的整体性法律理论的微妙的区别。

当我们思考到这一步的时候，用独立于内容的权威概念观察法律的局限性就体现出来了。这种视角的实质是以立法权威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裁判者，而不是从裁判者本身的视角观察和理解司法裁判本身。

但法律系统必定是合法 / 非法二值代码的，因为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不能同时判定某个行为既合法又非法。但在法律推理中，这种理由之间的可传递性消失了，法官在个案裁判中，依照法律规则推理就是依照立法者意志（B）进行推理，作出判决（A），但立法者依照何种理由（C）形成立法者意志（B），则在所不问。

显然，这个界限并非是某种物理空间意义的线条，而是在时间面向通过法律系统内部运作形成的某种界限。这个时候，对于立法意图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司法掌握了主动权和最后的决定权。